首席評論
  □潘洪其
  昨日報載,針對北京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問題,北京市人大代表李其軍提出,北京應當制定“產業負面清單”,禁止低端產業進京。北京市副市長陳剛介紹,北京現在每年新增六七十萬人,一些低端的第三產業、製造業等吸引了大量人員就業,使城市不堪重負。
  北京作為中國首都和特大城市,目前的城市規模、人口數量和環境資源承載量都接近“極限”。人大代表提出建立“負面清單”制度,限制乃至禁止流動攤販、個體理髮、小廢品收購、小商品批發等低端產業進入北京,儘管其出發點是為了緩解人口環境資源和城市發展之間的矛盾,但由於低端產業直接涉及城市普通居民特別是進城務工農民的就業問題,限制乃至禁止低端產業進京,也就意味著限制乃至禁止大量普通居民和農民工在北京謀生,在此敏感語境下,人大代表的意見立即遭到眾多網友和讀者的質疑,這樣的結果是不奇怪的。
  特大城市面臨的人口過快增長問題,在上海、廣州、天津、重慶等城市也同樣存在。之所以有專業人士一再提出限制低端產業的建議,決策部門及有關職能部門也曾將此提上議事日程,是因為低端產業吸引大量人員就業、助推城市人口過快增長,已經成為制約大城市良性運行和健康發展的一大“瓶頸”。如何突破這個“瓶頸”,是對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的一個嚴峻考驗。
  大量事實證明,當城市發展和擴張超過一定規模,住房、交通、生態環境等問題就會越來越難以解決,並可能形成加速惡化的態勢。發達國家的城鎮化進程早於中國幾十年上百年,他們建設和發展大城市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如倫敦、巴黎、紐約等國際化大城市,在規模人口達到700萬—800萬以後,就進入緩慢增長甚至停止增長階段,為城市進一步完善交通、綠化等基礎設施,優化管理運行機制留下足夠的空間。近年來,北京等大城市雖然加快高速公路、軌道交通建設,並實行汽車限購限行,但交通擁堵狀況仍然日趨嚴重,環境污染問題也愈加突出,這些足以說明,中國大城市發展必須要有新的戰略選擇。
  十八屆三中全會和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優化城市空間結構和管理格局,增強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兩次會議做出的上述部署,明確了以新型城鎮化剋服“大城市病”的城市發展思路,其中的一個重點,就是科學制定和完善大城市發展規劃,提升大城市的功能定位和發展層次,改進宏觀調控和政策引導,充分發揮市場在城市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對那些聚集大量城市人口、加重城市負荷、妨礙城市格局優化的低端產業,實行限制或禁入措施,推動其轉型升級以符合大城市產業發展需要,或倒逼其轉移至中等城市和中小城鎮。
  大城市限制、禁止低端產業,不應簡單視為對低端產業從業人員的偏見與歧視,而是優化大城市產業結構,改進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小城鎮之間產業佈局的內在要求,是我國大城市健康、成熟發展過程中難免付出的必要代價。在低端產業從大城市遷出轉移的同時,還需要將部分教育、醫療衛生、金融、文化娛樂、旅游服務等公共服務和公共設施資源從大城市轉移出來,改變大城市公共資源高度集中,中等城市特別是中小城鎮公共資源嚴重匱乏的失衡局面,以擴展中等城市和中小城鎮吸引就業的空間,為容納中低端產業人員就業創造更好的條件。
  潘洪其  (原標題:大城市限制低端產業需與“公共資源均衡”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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